目的 探究环状RNA circFBLIM1对肝癌细胞增殖、凋亡和迁移的调控作用，阐明其通过miR-338/磷酸果糖激酶肝型（phosphofructokinase liver type, PFKL）介导糖酵解影响肝癌进展的分子机制，为肝癌代谢靶向干预提供新的理论依据。方法 采用定量聚合酶链反应（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qPCR）检测circFBLIM1在人肝癌细胞SNU-387与Huh-7及人正常肝细胞THLE-2中的表达水平。在SNU-387细胞中利用siRNA沉默或利用pcDNA载体过表达circFBLIM1。通过流式细胞术、细胞增殖-毒性检测试剂盒（Cell Counting Kit-8, CCK-8）和细胞划痕实验分析细胞凋亡、增殖和迁移能力。采用qPCR和Western blot分析circFBLIM1沉默和过表达对细胞中miR-338和PFKL表达的影响。结果 circFBLIM1在肝癌细胞SNU-387与Huh-7中高表达（均P<0.01）。在SNU-387细胞中沉默circFBLIM1可抑制细胞增殖，促进细胞凋亡，减弱细胞迁移能力，并上调miR-338表达，下调PFKL的m RNA和蛋白表达（均P<0.05）；过表达circFBLIM1则促进细胞增殖，增强迁移能力，下调miR-338表达，上调PFKL的mRNA和蛋白表达（均P<0.05）。结论 肝癌细胞中circFBLIM1高表达。circFBLIM1促进肝癌细胞增殖和迁移，并通过激活糖酵解通路circFBLIM1/miR-338/PFKL轴在肝癌进展中发挥作用。
目的 探讨影响直肠癌容积旋转调强放疗（volumetric modulated arc therapy, VMAT）期间膀胱充盈程度的相关因素，并建立膀胱体积预测模型，为临床膀胱准备和放疗管理提供参考。方法 选取2021年4月至8月在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接受VMAT放疗的10例初治直肠癌患者。每日放疗前行锥形束计算机断层扫描（cone-beam computed tomography, CBCT）扫描，勾画CBCT图像上的膀胱轮廓并获取膀胱体积。记录成功执行膀胱准备方案分次的饮水量、饮水至CBCT扫描间隔时间、放疗分次、性别、当日是否同步化疗、体质量变化率和肿瘤TNM分期等资料。以膀胱体积为因变量，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探讨各变量与膀胱体积的相关性，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建立膀胱体积预测模型。结果 共纳入成功执行膀胱准备方案的192次放疗分次数据。Pearson相关性分析显示，膀胱体积与饮水至CBCT扫描间隔时间呈强相关（r=0.602,P<0.01），与饮水量呈中度相关（r=0.511,P<0.01），与性别（r=0.340,P<0.01）、体质量变化率（r=0.314,P<0.01）和肿瘤N分期（r=-0.367,P<0.01）呈弱相关。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性别、饮水量、饮水至CBCT扫描间隔时间和体质量变化率为膀胱体积的预测因素，建立回归方程为：膀胱体积（mL）=-85.097+44.344×性别+0.344×饮水量（mL）+3.079×饮水至CBCT扫描间隔时间（min）+10.080×体质量变化率（%），其中性别男性=1，女性=0。该模型拟合度较好（R2=0.650），数据满足独立性要求（DW=1.509），模型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85.424,P<0.01）。结论 饮水量、饮水至CBCT扫描间隔时间、性别、体质量变化率和肿瘤N分期与直肠癌VMAT放疗期间膀胱体积相关。基于性别、饮水量、饮水至CBCT扫描间隔时间和体质量变化率构建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可用于预测膀胱体积，对指导直肠癌放疗期间膀胱准备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目的 通过logistic回归和分类回归树（classification and regression tree, CART）构建基于临床特征与影像学特征的预测模型，用于诊断表现为肺磨玻璃结节（ground-glass nodule, GGN）样肺腺癌（lung adenocarcinoma, LAC）的浸润性。方法 引用临床试验公共管理平台中的196例GGN患者作为训练集。选取该数据集中的临床特征与影像学特征建立预测模型，并采用训练集进行模型内部验证。收集2025年1月至4月于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n=48）与绵阳四〇四医院（n=36）诊断为LAC的GGN患者作为验证集，进行模型外部验证。基于训练集，采用最小绝对值收敛和选择算子（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 LASSO）筛选模型拟合的变量。基于筛选的变量和训练集，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构建风险预测模型。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和Hosmer-Lemeshow检验验证模型区分度和一致性。采用CART计算模型风险评分截断值。结果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平均CT值、实性成分直径和胸膜牵拉征均是浸润性腺癌（invasive adenocarcinoma, IA）的独立危险因素（均P<0.05），并据此建立IA预测模型如下：P0=ex/（1+ex），其中P0为预测概率，风险评分x=0.002 9×平均CT值（HU）+0.236 2×实性成分直径（mm）+0.998 8×胸膜牵拉征（是=1，否=0）。内部验证显示，该模型敏感度为80.2%，特异度为86.0%，约登指数（Youden's index, YI）为0.662，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 AUC）为0.893（95%CI:0.849～0.937）。外部验证显示，该模型敏感度为92.7%，特异度为69.8%,YI为0.625,AUC为0.875（95%CI:0.802～0.948）。该模型具有良好的内部（P=0.645）和外部（P=0.436）稳定性。风险评分截断值为-0.09。其预测浸润性GGN的准确度为81.6%，阳性预测值为78.9%，阴性预测值为84.8%，敏感度为85.4%，特异度为84.8%。结论 本研究基于风险评分构建的预测模型在诊断浸润性GGN上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可有效评估IA的风险。
乳腺癌腋窝淋巴结的术前精准评估和外科处理是近期乳腺外科研究热点。手术方式呈现显著的降阶梯趋势。腋窝外科由传统的腋窝淋巴结清扫转向创伤更小的前哨淋巴结活检，并在影像评估加持下进一步走向选择性“免手术”时代。本文系统梳理ACOSOG Z0011、AMAROS、SENOMAC、SOUND和INSEMA等关键临床研究，并深入探讨手术与放疗的平衡策略、新辅助治疗后的靶向腋窝清扫技术及人工智能与液体活检在精准评估中的应用前景。
目的 利用锥形束计算机断层扫描（cone-beam computed tomography, CBCT）探讨发泡胶固定和乳腺托架固定对包括锁骨上淋巴引流区（简称锁骨上靶区）的乳腺癌靶区放疗精度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选择2021年9月至2023年8月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74例术后行调强放射治疗的女性乳腺癌淋巴结转移患者，其中38例采用发泡胶固定（发泡胶组），36例采用乳腺托架固定（乳腺托架组）。所有患者每周接受1次CBCT扫描与定位CT计划图像进行匹配，并记录胸壁靶区和锁骨上靶区的摆位误差。比较2种固定方法的摆位误差。计算临床靶区扩至计划靶区（planning target volume, PTV）的外放边界(PTV margin, MPTV)。比较两组摆位时间和里克特五分制量表舒适满意度评分。采用Pearson相关系数分析2种固定方法摆位误差的相关性。结果 发泡胶组在胸壁靶区的左右方向（X轴）平移误差小于乳腺托架组[（1.6±1.5）mm vs（2.0±1.6）mm,P=0.012]，锁骨上靶区的腹背方向（Z轴）平移误差[（1.4±1.3）mm vs（1.8±1.5）mm,P=0.046]和矢状位旋转误差[（0.5±0.5）°vs（0.7±0.5）°，P=0.006]均小于乳腺托架组。发泡胶组在胸壁靶区的X、Y（头脚方向）和Z轴的MPTV分别为5.01、5.99和5.47 mm，乳腺托架组分别为6.10、6.34和6.10 mm；发泡胶组锁骨上靶区X、Y和Z轴MPTV分别为3.69、3.86和4.28 mm，乳腺托架组分别为3.99、3.72和5.45 mm。发泡胶组分次摆位时间比乳腺托架组短[（3.4±1.1）min vs（5.5±3.1）min,P=0.007]。发泡胶组患者对固定装置的主观舒适满意度评分高于乳腺托架组[（27.5±1.2）分vs（25.4±1.2）分，P<0.01]。结论 乳腺癌淋巴结转移患者术后放疗中应用发泡胶固定在锁骨上靶区照射中的摆位精度比乳腺托架固定更高，MPTV更小，可提高工作效率和患者的治疗舒适度。
目的 分析术前颈部增强CT联合颈部超声（ultrasound, US）检查对头颈部鳞状细胞癌（head and neck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HNSCC）患者颈部淋巴结转移的诊断价值。方法 回顾性收集2021年7月至2024年7月郑州市中心医院收治的98例HNSCC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病理检查结果将其分为淋巴结转移组（n=54）和未转移组（n=44）。比较两组增强CT和颈部US检查的图像基本特征，并计算增强CT、US和联合检查诊断HNSCC患者颈部淋巴结转移的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敏感度、特异度和准确度。结果 在发生颈部淋巴结转移的54例患者中检出阳性淋巴结158个。US、增强CT和二者联合检查的检出率分别为73.4%、79.1%和94.9%。US检查中，转移组淋巴结有钙化灶、强回声、淋巴结边缘不清、纵横比>2和周围型血流的患者占比均高于未转移组（均P<0.05）。增强CT检查中，转移组淋巴结外形呈圆形或不规则、异质性增强或钙化、囊性或坏死改变和内部强化的患者占比均高于未转移组（均P<0.05）。二者联合诊断HNSCC患者颈部淋巴结转移的阳性预测值为0.781，阴性预测值为0.882，敏感度为92.59%，准确度为81.63%，特异度为68.18%，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 AUC）为0.886。结论 US联合增强CT检查在HNSCC患者颈部淋巴结转移的评估中具有较好的诊断价值，可作为颈部淋巴结转移的诊断方法之一。
系统梳理非药物干预策略在口腔恶性肿瘤患者术后功能康复中的应用现状，为临床康复护理循证决策和标准化干预方案的制定提供参考。遵循澳大利亚乔安娜布里格斯研究所（Joanna Briggs Institute, JBI）循证卫生保健中心范围综述指南，检索PubMed、Cochrane Library、British Medical Journal、Web of Science、Embase、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和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等。检索时限为建库至2025年7月。对纳入文献进行系统分析。共纳入21篇文献，包括随机对照试验14篇和非随机对照研究（历史性对照试验）7篇。非药物干预主要通过口腔功能训练、营养支持、运动干预、心理干预和远程康复等方式，帮助患者改善生理功能、调节身心状态、提升生活自理能力和提升生活质量。非药物干预能优化口腔恶性肿瘤患者术后临床结局，未来需探索个体化组合干预方案，强化依从性监测与数字化技术应用。
随着外科手术技术的不断发展，腹腔镜技术日益成熟，吻合技术持续改进，低位直肠癌手术的安全性和保肛率稳步提升。然而，从外科学和肿瘤学角度看，吻合口漏（anastomotic leakage, AL）仍然是令人担忧且极具破坏性的并发症之一，发生率为3%～24%，相关病死率可达6%～26%。该并发症的发生会提高非计划二次手术率，增加患者的治疗成本，延长住院时间，还可能使患者错过术后化疗的最佳时机，进一步增大术后肿瘤复发的风险。这不仅会影响直肠癌患者的生活质量，还可能导致较差的生存预后。如何有效降低AL等不良事件的发生率，减轻其发生后造成的临床危害，是结直肠外科领域亟待解决的重难点问题。本文深度剖析模式化结肠脾曲游离、保留左结肠动脉、吻合口加固缝合和经肛管引流技术无预防性造口等多技术整合的应用现状与临床价值，旨在为中低位直肠癌手术方案优化提供创新指引与理论支撑。
目的 分析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 CRC）住院患者术后感染的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情况，探讨术后感染的风险因素，为抗菌药物合理使用和感染防控提供参考。方法 回顾性收集2018年1月至2024年12月广州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确诊CRC并接受手术治疗的1 200例患者，其中术后发生感染179例（术后感染组），采用近邻匹配法选取同期未发生术后感染患者179例作为对照组。分析术后感染组病原菌种类及药物敏感结果，并比较两组临床资料。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术后感染的独立风险因素。结果 179例术后感染患者中，泌尿道感染67例（37.43%），血流感染60例（33.52%），共分离出179株病原菌。其中，大肠埃希菌81株（45.25%）[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extended-spectrum β-lactamases,ESBLs）菌株49株（60.49%）]，肺炎克雷伯菌21株（11.73%），铜绿假单胞菌18株（10.06%），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其他球菌23株（12.84%），真菌20株（11.17%）。药物敏感试验结果显示，大肠埃希菌对亚胺培南[4株（4.94%）]和哌拉西林/他唑巴坦[5株（6.17%）]的耐药率较低。产ESBLs菌株对头孢菌素类和氨曲南等药物的耐药率均高于非产ESBLs菌株（均P<0.05）。肺炎克雷伯菌和铜绿假单胞菌对部分头孢菌素的耐药率较高。革兰氏阳性菌对四环素[17株（73.91%）]和青霉素G[14株（60.87%）]的耐药率较高。单因素分析显示，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合并糖尿病与高血压、术前白蛋白水平、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肿瘤位置、病理分化程度、淋巴结转移和肿瘤分期均与术后感染相关（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BMI(OR=1.091,P=0.002)、合并糖尿病（OR=3.435,P<0.01）、手术时间（OR=1.012,P=0.003）和肿瘤分期Ⅲ～Ⅳ期（OR=4.289,P<0.01）均为CRC患者术后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而术前白蛋白水平为保护因素（OR=0.883,P<0.01）。结论 CRC术后感染以血液和泌尿道感染为主；病原菌以大肠埃希菌为主，且耐药性复杂。CRC术后感染与代谢状态、手术创伤和肿瘤进展密切相关，需结合病原菌监测与风险因素管理优化抗菌药物的使用。